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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论(一)

来源:温辉律师 作者:佚名 时间:2013-07-25


论公众心目中的律师形象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论(一)

□温辉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会存在许许多多正面因素,同样也存在如恒河沙石般的反面因素。迄今为止,就中国法治的进程而言,促使其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因素不胜枚举,如立法者的立法技术、学者对于西方法律(法学)的译介、社会的现实需要等等;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在不同时期或大或小地影响着法律的发展,影响着法治的进程。相反,也存在着不少阻碍法治发展的因素,如统治阶级局限的意志[①]、司法过程中的徇私枉法、公民在维权过程中的同态复仇、民众淡薄的法治意识等等。在阻碍法治发展的因素中,统治阶级的意志我们不能左右,司法过程中的徇私枉法本就应受到法律的追究,而公民在维权过程中的同态复仇、民众淡薄的法治意识,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因素、或许也是最为艰难的一个问题。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曾说,“律师兴则国家兴”[②],我以为,应当把这里的“律师”理解成“法治”。为什么这么说?难道“律师”二字与“法治”等同吗?难道律师可以代表法治吗?回答是否定的。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律师的形象一直以来都不太好,人们普遍认为律师是坏人的帮凶、是恶霸的爪牙、是司法腐败的推手,这其中有其历史原因,那就是中国律师制度没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迄今为止仅三十年,尚未能够孕育出中国的现代法治文化。而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人情”二字!因为人情,所以中国有法律而其人无法治意识;因为人情,所以中国同态复仇高高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人情,所以中国人知晓待人接物之礼,却不知现代法治社会之制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公民在发生纠纷后,第一时间不是求诸法律,而是寻亲问友找关系。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交谈,他问我会不会给坏人打官司,我告诉他我会,因为坏人也有正当权益也有人权。他回答说,那样的话对好人不公平!我则说如果这个社会上,坏人的权益都能够得到保障,好人的权益就更可以得到保障了,当然这个权益是指合法权益。我非常诧异,他竟然会说,“坏人的权益保障了好人的权益就没法保障了”,我说,难道某个杀人犯,可以因为他杀了人而对他刑讯逼供?可以因为他杀了人就不经过审判直接把他枪毙?或者可以因为他杀了人就先关他十年再判他一个死刑?显然不能!!其实,这其中蕴含了两个基本法律概念(或者说法律理念),一为实体正义,二为程序正义。比如,在杀人案件中,受害者需要获得实体正义,其家属想让杀人者“偿命”,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及社会民众,需要国家机关的介入,并且进而追究杀人犯的法律责任,最终如果杀人者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受害者家属和许许多多的民众会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在法理上称之为实体正义得到了实现。但是,我们的公权机关是否可以为了达到实现实体正义的这个目的,而实施刑讯逼供等这样牺牲程序正义的手段呢?显然不可以!因为牺牲程序正义,将会导致新的实体正义遭受侵犯,而司法实践中,正是因为对程序正义的僭越,导致了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等等这样的冤案发生。

我想,为什么律师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佳,最为根本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厘清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正如甘地在论述禁欲问题时所说,“男人应该把每位女子看作是他的母亲、姐妹或女儿。没有人会对他的母亲、姐妹或女儿有不纯洁的想法。”[③]倘若我们每一位公民都能够意识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并非在践踏实体正义而是在维护程序正义,那么我们律师崛起就指日可待,法治的实现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六日于虔城

[①]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所制定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统治阶级意志的高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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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明轩律师